2021/07/07
今天偶然翻到这篇《解放日报》的报道,讲述了20个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的故事。
这些被抑郁困扰的孩子,很多是重点中学的优等生,自我要求极高。然而在积累而发的心理疾病面前,一切的愿景和家庭秩序都被打碎了,父母的诉求只剩下 “希望孩子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
而在此之前,这些父母对孩子的期许,往往是很高的;对孩子的“控制”,是很紧的。无论对家长还是对孩子来说,成长,都是一个压力重重的过程 ...
这两年,社会上的教育焦虑感在不断上升,我们要反思的,不只是教育方式的问题,也要反思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
因为每个人都会面临自己内心的成长前的挣扎,它来得早或晚,都不是我们攻击别人痛苦的武器。
“我很高兴孩子能利用这个机会有个情绪的出口,有个公共场合释放自己的攻击性……我愿意成为我女儿攻击和推倒的目标。只有推倒,才能重建。”
——一位抑郁症孩子的母亲
13 岁的谭谈没有想到自己的手指竟然还能轻快地落在黑白琴键上。
她走到旅社吧台前的电子琴旁,弹出一段旋律,又放声吟唱歌剧……
嘈杂的人声顿时静默,所有目光都被这位染着金色短发的少女吸引。
过去休学半年间,让家中钢琴再无声响,这是谭谈对母亲最直接的反叛。
因为弹钢琴,是她童年时由名校博士毕业的母亲安在她身上的“高尚志趣”。
琴声乐声相伴的美好场景背后,其实在场老少有着共同的焦灼。
媒体人张进推出“陪伴者计划”,试图从社会支持层面入手,探寻精神疾病疗愈之路。
11 月末,“陪伴者计划”征集 20 个因中重度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休学在家的青少年及其父母参与。
“我真的不怪他们了,就像是我养的猫,它饿了我拿质量不好的火腿肠喂它, 但不知道这会让它丧命,我只是不想让它饿……”
“我妈妈头脑精明,她把我看成了最大的一笔投资。 我上初中时,她反复比较了两所中学的收益回报,然后,哈哈……”
“我和我妈妈关系一直不好。”
“我一直觉得我爸爸是我最好的陪伴者,但是他拒绝了我这个想法……”
“我想或许我自己很难一下子变好,我只希望我的家庭关系能够变好。”
“女儿病后,我常常对她冷暴力,或者以出差工作忙的名义当逃兵, 其实是我不敢面对她,即使知道她需要我……”
“我知道我应该恨我妈妈,但恨不起来。我变成现在的样子,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因为她。”
“她是名校的博士后,踌躇满志却有很多遗憾,我就是她消除遗憾的工具。 而且在我病后,我妈妈无坚不摧的权威形象被她自己亲手毁掉了。”
“如果爸爸再看着我做数学题,我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
“我永远无法原谅他们,这就是我想对父母说的。”
“早知道女儿会因为失恋发展出心理问题,就应该教教她怎么谈恋爱,而不是一直补文化课。”
“我很高兴孩子能利用这个机会有个情绪的出口,有个公共场合释放自己的攻击性…… 我愿意成为我女儿攻击和推倒的目标。只有推倒,才能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