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各个阶段都包括生理、认知、情感和社会发展。但是,许多研究人员认为青春期是一个特别有冲击力的时期。这一阶段充满变化,面临各种身心转变。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受到多个问题的轰炸,其中包括:

  • 发展变化(身体和心理)

  • 个体化和独立化的现象

  • 对陌生和新环境的适应

  • 社会交往的脆弱和情绪多变,包括友谊和与某人的恋爱

  • 来自家庭、同龄人甚至自己的压力和期望

  • 对影响地方、国家和全球环境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和财务问题的关注(忧国忧民)

随着青少年升入中学,他们会经历各种变化和新的需求。其中包括需要适应大班课堂和严格的时间表,以及提高学术期望。他们也开始关注与自己相关的问题,例如自我价值和自尊、身份、未来规划,以及与同伴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对他们的影响(Rew等, 2012)。

随着青少年的年龄增长,典型的担忧包括职业规划、更高的学历以及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发展。中学毕业后的青少年,经常会看中生活技能的重要性,例如就业、职业准备和培训、个人财务管理、独立住房需求以及应对生活种种问题的能力。他们也倾向于更多独立的自我管理。鉴于年龄较大的青少年可能没有必要的能力在大多数领域有效工作,青少年的需求和他们实际能力之间的鸿沟带来的问题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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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青春期可能是一个艰巨的时期,即使对于那些聪明灵活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对于他们来说,经历预期的发育过渡所产生的压力源引起的焦虑症状并不少见。他们可能担心能否达到期望,或者他们的未来计划是否会实现。

由于青少年正在发展自我意识,因此青少年对与被否定或者模糊不清的回应特别敏感。此外,考虑到归属感的心理好处(一个人会被接受,支持和尊重),他们可能会因为同龄人(Vaz等,2015)或被喜欢有好感的人的拒绝而受挫。

对于一些青少年来说,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太大了。如果存在其他外部压力因素(例如家庭问题,财务不安全,住所或学校的频繁变化以及重大损失),这一困难甚至会更加明显。如果青少年对他们的应对能力有很高或不切实际的期望,或者根本不具备应对能力,那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精神或行为问题。

青春期是精神疾病可能首次出现的阶段。青春期中期可能会表现出焦虑和沮丧。不幸的是,青少年的抑郁症发病率正在增加。自杀意念也是在此期间发生的,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自杀。

在美国,年龄在13至19岁的青少年中的自杀是2018年的第二大死亡原因。男性自杀人数为2,149,每10万人中的自杀率为14.31;女性人数为675,比率为4.69(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20年)。例如欺凌歧视和边缘化等社会问题助长了抑郁症和自杀率的上升(Cleary等,2011)。另外,酗酒和吸食毒品也是孩子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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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青少年的年龄增长,这些问题由于长期未得到重视以及未培养起足够的能力和自信心来应对,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可能会在心理和行为上受到更大的伤害。因此,当青少年首次出现抑郁或焦虑症状时,这是“预防干预的最佳时机”(Woods&Pooley,2015,p.98)。当其他令人不安的或不正常的症状(如焦虑,紧张,睡眠障碍,孤僻,注意力不集中,愤怒,卫生条件差)出现时,也应被重视,及时进行干预。

学校老师、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心理咨询师和父母都应参与支持青少年。他们之间的沟通可以非常有效地加深对青少年的困难、需求和干预进度的了解。对于许多青少年而言,关注以下问题可能会有所帮助:

  • 生活技能训练

  • 自我效能

  • 沟通与解决问题

  • 适应性

  • 社会关系

其他建议的干预措施包括:

  • 针对入学新生的全面心理健康筛查(Moore等,2019)

  • 邀请有过类似生活经历的人给青少年进行指导,因为他们可以提供同理心,信任,支持和指导,以帮助青少年做出更好的决定(Gilmer等,2012)

  • 针对特定问题(例如暴力和性虐待)做团体治疗(Gilmer等,2012)  

  • 家庭治疗,以帮助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更好地了解青少年的困难以及可以采取哪些干预措施

重要的是,对青少年、父母和学校工作人员进行有关青春期期间出现的问题的教育,并了解心理健康干预计划,以便能够获得帮助。对于患有精神病或功能障碍的青少年,应及早和全面地进行心理健康治疗,以防止问题恶化并帮助青少年顺利地完成发展过渡。

许多人害怕或不愿寻求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不向外寻求帮助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有可能会恶化。青春期发育期经常伴随的内心的冲突对于某些人来说影响真的太大了。因此,家里有处于青春期孩子的父母或老师,我们应该意识到那些“危险迹象”,以便我们可以为陷入困境的年轻人提供帮助。长大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没有人去帮他们一把那就更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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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hoba Sreenivasan博士和Linda E. Weinberger博士,均为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的临床教授。她们在自杀风险和暴力风险评估领域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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