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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4

美剧《犯罪心理》有一集讲了一个连环杀手,他非常残忍地杀害了很多受害者。他最近也是最后一次实施的犯罪行为伤害了一对警察夫妇,并绑架了他们八岁的女儿。警方出动了大量警力也没有抓住他,后来通过汽车电台和他谈判,试图说服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连环杀手释放人质。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值得庆幸的是,谈判最终取得了成功。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难度如此大的危机干预,谈判工作能够取得成效?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这个连环杀手,他是如何成为一个恶魔的,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跟他的创伤经历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如何通过理解他的创伤经历,来捕捉和掌握他的心理状态?




在我看来,心理咨询中往往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即越复杂、越“神奇”或者越夺人耳目的疗法,往往越不靠谱。就像医学一样,最好的治疗往往是那些看似平淡但很科学、扎实的工作。医学从来不寻求奇迹,而是寻求科学原理并且付诸实施。同理,警察运用的实际上是最基本的心理咨询会谈技术:真诚的态度,准确而深入的共情,恰如其分、时机恰当的面质。所有这些大概是他有效影响杀手最重要的原因。

首先,我们先来谈谈真诚的态度。


为什么真诚的态度会对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连环杀手有影响力?在剧中,我们了解到,这个人身上的恶都源于他童年期遭受的非常严重的心理创伤。他的母亲是一个性工作者,而且会逼迫他去看自己和嫖客发生性关系的过程,甚至还把他出卖给嫖客,让他被嫖客鸡奸。他母亲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付了很多钱,所以你要忍受被羞辱。”最后他愤而杀死了他母亲和那个嫖客。

我想他举枪射向自己母亲和嫖客的时刻,大概是他第一次对自己的创伤经历和命运有控制感的时候。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创伤的共同点是当事人觉得自己失去了控制,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办法为自己做决定或做选择。所以在跟有创伤的来访者一起工作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他对自己的命运有控制感,我们要对他赋权,让他感到安全。





如果你没有过他这样的经历,可能确实很难理解他的这种感受,即他需要更多或者说绝对的控制权才会感到安全,他的安全阈限和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是不太一样的。而欺骗是最让我们感到没有安全感的事情,所以这名警察一开始就告诉谈判对象:“我是个警察,我不是什么谈判专家,这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谈判,你看我真的有点紧张,有点语无伦次,刚刚我还说错了话,但我是个母亲,我也有一个孩子。”她的这种恰当的、真诚透明的态度和自我表露,能够使谈判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感到安全和可控。

在我以往的咨询和督导过程中,我也发现,如果咨询师过于强势和控制,如果他遇到的又恰好是有严重创伤的来访者,那么在接下来的咨询过程中,咨询师和来访者很可能会就咨询的控制权发生非常激烈的“争夺”,这样一来,要不了几次咨询,一个合作共赢的咨询联盟就会被彻底破坏掉。


尽管对于一些来访者来说,咨询师强势一些未尝不可,但是对于一个心灵上遍布创伤的来访者来说,你跟他争夺控制权,实际上就是在剥夺他的安全感,如此一来咨询联盟恐怕很难建立起来。

顺便说一句,为什么有的咨询师会强势,会那么需要控制感呢?我想大概咨询师自己也需要进行深入的自我探索和成长。我想在这种操纵和控制背后,应该也有同样强烈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咨询师只有在了解来访者的既往经历、成长背景后,才能够对其产生深入的共情这种深入的共情不仅指我能够站在你的立场上看问题——这是认知共情,还包括情感共情,即我能够体会到你强烈的孤独和恐惧,而且,由于我知道你过去的经历,我还知道你的孤独、恐惧是从哪里来的。

就我自己的经验和观点而言,我经常会说,在你深入理解了共情,理解了来访者之后,你跟他建立深入、有效的咨询关系就变得一点都不难了。就我自己的咨询经历而言,基本上我所有不够成功的咨询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我没能深入地理解来访者,没有做到非常好的共情。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正因为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咨询关系,所以咨询师才能够进行恰当的面质。共情意味着我能够理解你的痛苦,以及你的痛苦是造成你现在很多问题的原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能够接受你的行为。尽管我们应该尽可能去理解和接纳来访者的经历和情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认同他们的行为。

就好比我在监狱里的工作,我觉得我能够从每一个服刑人员的经历中体会到他为什么会有那些行为,所以我能够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并有效地帮助他们,哪怕他们看起来“穷凶极恶”。但是我当然不能同意他们因为自己痛苦就去伤害甚至杀害他人的行为,这涉及界限和关系之间的平衡。

我要说的第四点是,在剧中,这名警察告诉杀手:“你以前总是通过伤害他人来获得安全感,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在这样做了之后依然还是孤枕难眠。现在你有一个机会,就是不让这个小女孩重复你的悲惨命运,你可以做一个新的、不一样的选择。”

警察给了杀手一个选择的权力,这符合我们说的心理创伤治疗的首要原则——赋权,让杀手第一次真正自主地为自己做决定,跳出他原来的问题模式,即通过伤害别人来获得短暂的控制感,而意识到他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真正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

这其中还有一个非常巧妙的部分,就是这名警察引发杀手产生了一种积极的移情——把这个被他绑架的小女孩看作在差不多相同年纪受到严重创伤的自己,让杀手对这个孩子产生了更多的共情。

这跟我在监狱里做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服刑人员的心理矫治工作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工作的目标并不是逼迫他们认罪,而是提高他们的共情能力,使其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看待和理解问题。一旦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能认识到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进而认识到自己的罪行。

以上是我关于这个美剧片段的一些思考,我们每个人都会根据自身独特的经历和经验去理解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身边的事情。我自己可能更多地是从创伤理论、精神动力理论和我曾经在监狱里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研究,以及对各种伤痕累累、有非常严重创伤的服刑人员的了解来尝试解读的。我的观点未必正确,我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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