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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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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所有精神卫生疾患中,抑郁症是青少年疾病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国内,9-18岁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14.81%左右。但“青少年抑郁症”依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与讨论。和成人抑郁症患者不同,孩子们与社会连接微弱,难以有效求助,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痛苦隐没在学校和家庭的方寸之地,无声地蔓延。




· 01 ·



对初一学生孟秀来说,等待考试排名,就像等待一场判决。
上学期,孟秀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名。一直以来,他就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孩子,也是最听话的孩子,老师喜欢他,爸爸妈妈也视他为骄傲。至于“学习压力”,那原本就平等地落在每个学生头上,不管怎样,他是第一名。
孟秀说不清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痛苦,这痛苦几乎侵入了他的每一寸。可他无论如何尝试倾诉,都只换来劝慰和鼓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压力,早已经越过了能够承受的极限,在学校里的每一天都是折磨。
孟秀就读于全市最好的初中,这所学校奉行应试教育:学生们每一天、一周、一个月都需要考试。而每逢考试,他就紧张得心跳加速、头晕,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自己写的答案全错。
说出那句“不想上学”,是孟秀最艰难的决定。那天是父亲的生日,也是妇女节,母亲买了蛋糕,炒了两个菜,想给儿子一个温馨的夜晚。孟秀放松下来,准备和父母讲讲心里话。他告诉父母,他很怕考试,这让他难受到无法上学了。他记得父母坐在自己的对面,他们哄着自己说:“你是学生,你的任务就是学习”。
那晚,自己的班主任也被父母请了过来,在老师的威严面前,除了点头,孟秀做不出其他动作。在他的理解里,班主任一条一条地列出上学的必要性,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可更改的答案:孟秀必须上学。
“他们觉得一切似乎只是学习的问题,他们只在乎学习。”孟秀说。他觉得,家长和老师,其实根本没明白他的感受。
他们都觉得他是学习压力大,或者稍稍理解,他的压力比其他人都大,他们不懂,其实他根本就是在深渊里。
孟秀妈妈记得,初一开学不久,儿子几次在家里大哭,说心里烦得很。可每次发泄完压力,他又会默默地拿起书本,成绩从未下滑过。这让妈妈觉得很心疼,想方设法带他下馆子,看电影,唱KTV,“怎么也要帮他减轻点压力。”
可对孟秀来说,很多压力就是来自妈妈。
他随口说出一段回忆,小升初考试结束后,妈妈带着他逛商场,想让他放松。可不知怎么,妈妈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别的家长已经晒出来孩子录取的喜报。他还没有,妈妈以为他没考中,在商场里面突然发火,当着人踢他:别人都考上了,为什么你没考上?你是不是都在假努力?
其实,他考了一个很优异的成绩,两千人中,他也在前几名。
第二天早上,孟秀走出房门,在沙发上静静地坐着。父母远远看着他,不敢吭声,似乎在等待他的决定。
一瞬间,这个14岁的男孩大哭着跑回房间,又从房间里走出来,告诉父母:“我上学去”。之后,他穿着拖鞋冲出家里,爬上六楼楼道的窗台上,想要往下跳。
妈妈死死抓住儿子,语无伦次地喊他,妈妈同意你休学了,你先休学吧。
孟秀的爸爸,冷眼站在一边,说出口的是嘲讽:他是故意的,就让他跳。
一直到后来,爸爸都没能理解,学生苦,哪个学生不苦,怎么偏偏自己的儿子遇到困难就往回缩。
两段生活, 一段是白昼,一段是黑夜,一段充满希望,一段无边绝望。这其中是每一个抑郁症家长无法接受、耿耿于怀的落差。而切开两段生活的那个瞬间,听起来无比残酷,却总是那样平常地到来。
“他人即地狱”,这句话道出抑郁症患者最大的生存困境:误解和偏见。也正如伯顿所说:“所有这些疯狂皆源于我们自己,但最能使我们遭受重创的还是他人”,抑郁症患者的康复依赖于周围世界的温度。当抑郁症降落未成年人身上,一个孩子和他的父母都将面临少有人知的处境。
在我们接触的多个抑郁症患儿的家庭中,父母大都后悔不迭:为什么当初完全没有捕捉到孩子的求助信号?他们尝试描述一些模糊的“征兆”,却和“学业压力”、“青春叛逆”这些平常词汇搅杂在一起,无从分辨,无法拾起。
郭彤妈妈反复回忆的“那一天”,开始于一个从学校打到妈妈手机上的电话,老师说,郭彤在学校身体不舒服,让她来赶紧接女儿。老师边说着,女儿就自己拿过电话,亲口说: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
听到这句话时,郭彤妈妈正在开车,她把车停在了路边。从脚尖到手指,她突然不能动了。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兜头笼罩过来。
这个电话打过来的前两周,郭彤几次在家里哭闹,要求父母送自己去看心理咨询
他们去了本市一所精神咨询诊所。走廊里,郭彤妈妈呆呆地坐着,听见一墙之隔的屋子里女儿大哭的声音,仿佛女儿在说,她想自杀
中途,咨询师开门出去,女儿还在里边哭。咨询师告诉郭彤的父母,孩子情况危险,建议送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
那天晚上,郭彤被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医生建议她住院六周。当时,郭彤的父母已经震惊得没了感觉,他们不了解什么是“重度抑郁”,但他们坚决无法接受孩子近两个月不上课——“天就塌了”。在他们对抑郁症模糊的了解里,封闭,远离人群,病只会越来越重,何况还有最重要的前途……最后,他们给孩子拿了一盒抗抑郁的药——“舍曲林”,哄着她休息两周,随后返校。
他们以为,或者说,他们祈祷着,在药物和同学陪伴的帮助下,女儿会好起来。
却终于,才刚刚返校,女儿在电话里告诉她,真的坚持不了了。
郭彤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看着女儿那样绝望的样子,她就明白了,女儿说的是真的。
郭彤回了家。
陪伴女儿的日子里,郭彤妈妈一直在想为什么走到这一天。不是没有线索,每一个画面却在事后才清晰起来:女儿一直抗拒上学。上初二以后,女儿曾在穿过马路时,说出自己不想上学的愿望。望着马路对面的校门口,郭彤妈妈一口回绝。女儿眼圈变红了,却不再回嘴。
随后,哪怕本该休闲放松的事情,女儿也似乎失去了积极性。比如,女儿原来十分期待每个周末的羽毛球课。可后来有几次,临上课前,她帮郭彤梳起辫子时,女儿的表情就会无端变得失落,央求自己取消羽毛球课。郭彤妈妈气恼,摸不着头脑,但也顺着女儿。她劝自己说,这个年龄的女儿青春叛逆,心里藏事,父母应当尊重,给空间,不多问。
郭彤的诊断结果显示,拖延至重度抑郁,那种痛苦早已越过这个孩子的身心极限。她就这样沉默着坚持了很久,她发出的每一个信号,爸爸妈妈都没接收到。
想到这一点,郭彤的妈妈总会心如刀绞。
瑞莎第一次诊断出抑郁症,是同学陪着她去的医院。去之前,瑞莎曾经恳求父母给自己联系心理咨询师,她已经痛苦了很久很久,恐惧,不知来由。收到的回应是:小小年纪看什么咨询师?
那天,瑞莎拿到了那一纸诊断:她得了抑郁症。
这个事实,是同学的家长打电话告诉了瑞莎父母——瑞莎那时已经不信任父母,也不愿意自己和他们说。
在迪卡确诊“重度抑郁、轻度焦虑”一周后,迪卡妈妈也一直在纠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使得女儿患上了抑郁症?女儿该怎么办?要不要继续上学?直到另一位学生家长给自己打来电话,对方在自己孩子的微信聊天记录里看到,迪卡频繁在学校里哭,一直哭。
迪卡妈妈说,那一刻像是“当头棒喝”,她那时才意识到女儿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痛苦。
当天晚上,她问迪卡:你想要休学吗?迪卡马上回答:是的。如释重负。



· 02 ·



瑞莎以为离开学校自己会逐渐好转,却渐渐发现,其实只是陷入了另一种困境——稍稍松弛的痛苦,和更加深刻的迷茫。“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之前,瑞莎习惯在情绪失控时用小刀割伤上臂、小腿,此后放下衣袖,仿佛这样就变回了正常人。住进了精神专科病房,刀具是不被允许的,正规治疗也缓和了瑞莎的部分情绪,但身体上的伤痕渐渐褪去,心里的伤却越来越深。她发现,最无法面对的,是她自己是个病人这件事实本身。
有一次,电休克治疗之前,瑞莎逃了,不是怕疼,她无法接受这种叫做“精神治疗”的手段:我难道是精神病人吗?
尤其是,精神渐渐稳定下来,她不得不意识到,抑郁症,已经慢慢把她抛弃了同龄人的轨道。别人在向前走,她在原地看着他们。
曾经,朋友在微信上发消息,想要到医院看望瑞莎,瑞莎回复,那你帮我带把刀来。那位朋友最终没有前来看望。
住院半个月,瑞莎刚完成镇定药剂的注射,有些站不稳,被护工搀扶着走回病房。正巧有个朋友来看瑞莎,就在走廊上撞见她那一刻的模样。瑞莎说,她一下子就烦躁起来,刚注射的药剂也压不住。
后来瑞莎知道,这个词是“病耻感”,是她生病的一部分,必须接受。
心里翻江倒海,但瑞莎尽力维持着脸上的微笑,像从前那样和朋友寒暄,谢谢朋友给她带的课堂笔记。
瑞莎就读于全国前十名的国际高中,上一届,有近三十位同学拿到了牛津剑桥的入学邀请。本来,她想着只要随波逐流,别被丢下,就自然有一个不错的未来。可随着状态不受控地滑坡(最初瑞莎不知道自己是得了病),瑞莎渐渐无法集中注意力,但关乎前途的忧虑逼着,再怎么痛苦,她也没真的撂挑子。即使在病房里,瑞莎也天天做题,看笔记,只要稍稍平静,她就会拿起书本。
一个疗程过后,瑞莎出院了,正好有一场阶段性的大考,瑞莎要求回学校考试。这一次,学校为她开设一间单人考场,心理老师坐在她旁边看着她写完试卷。
成绩出来了,瑞莎仍然退步很多,这已经是她最大的努力,以前的分数仿佛回不来了。
原本,所有人在一条求学轨道中齐齐行进,可那些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在痛苦超过了身体极限之后,只能慢慢离开熟悉而依恋的集体,以及自己的位置。
无法选择,就只能消失。那之后,瑞莎从所有同学的朋友圈里隐身了,但有时也能知道他们的动态。休学一年后,瑞莎看到一个同学抱怨某所国外知名高校的申请流程过于繁琐。那位同学讽刺道:在申请计划里,这所大学只是保底的,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多破事?“保底”两个字深深刺痛了瑞莎,好不容易维持的平静裂开了。那一刻,对着手机屏幕,瑞莎说,她的情绪彻底崩溃了。
青少年抑郁援助者邹峰在采访中说,这种“被抛离”的迷茫,是悬在所有抑郁症孩子头上的一把剑。每个抑郁症患儿家长都担心孩子的未来,可家长往往不知道,孩子自己其实更担心,只是不想说,不敢说。
2019年,邹峰参与组织了一次青少年抑郁群体亲子营活动。孩子依次自我介绍,一个女孩微笑着宣布,自己将在20岁生日那天自杀。邹峰愣了一下,不知道如何接话,另外两位孩子接过话筒,附和着自己也有一套自杀的计划,只不过没有确定哪一天。
邹峰当时问女孩:如果在20岁之前,有一个特别优秀的男孩追求你,你会改变你的计划吗?女孩回答,他们追求是他们的事情,我自杀是我的事情。
邹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他一直记得这个女孩。直到女孩20岁生日的那一天,邹峰看到女孩在群里自嘲:我还是下不去手。后来,邹峰慢慢了解到,女孩说想要自杀,恐怕是因为以为只有自杀,才可以解决对未来的恐惧。——父母都是高知,只有她休学数年。关于未来,她已经没有别的答案可找。
在三年的心理援助经历中,邹峰感受到,病中的孩子急切地需要一个容许自己正常生活的环境。在现实世界,孩子们始终在寻找着那间屋子。
然而,对很多孩子来说,那间屋子总是不知道在哪里。休学后,孟秀一度处于低能量状态。那时,他关上卧室房门,仅在去厕所和取餐时走出自己的小世界。暴露在卧室之外时,他极力避开父母,害怕看到他们满脸同情,更害怕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自己。
他买了一大瓶叫作“白苔”的香水,味道像雨后的青苔,那是唯一让自己稍微舒服的方式:他只需要躺在床上吸一吸鼻子,甚至不需要挪动身体。在一年多的类似独居的生活中,白天黑夜,孟秀把微信通讯录的同学逐一删去,不停刷美剧,希望能把大脑放空,什么都不必想。但他还是本能地做着严肃思考,他衡量过应试教育这个体制,他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而言,这个体制是相对公平而低成本的,甚至是高效的,但副作用是压力过大。他劝自己,不要把所有问题怪罪给外界,自己也要学着改变,学会抗压。
一度,孟秀从卧室走出来,提出要读一年初三,参加中考。母亲得知后欣喜若狂。可是复学前两天,压力就排山倒海回弹,熟悉的痛苦和恐惧袭来。孟秀不愿放弃,还是上了两天学,他说,那两天,他连吃早饭时都在思考要不要活下去。第三天,孟秀放弃了。



· 03 ·



交流过程中,几位妈妈都觉得,即使搜索所有的经验,她们还是无法完全共情孩子,她们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会那么痛苦,也不能理解孩子为什么陷在莫名的东西里难以自拔,总想着“做点儿什么”让那个会笑、知上进、懂生活的孩子回来。可所有的努力,在短时间(以年计),几乎注定像投进深渊里的石头,没有回响,而他们的焦灼和用力过猛,又会反过来伤害自己的孩子。很多家庭在这种循环里搏斗,消磨,最终,父母和孩子一起坠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孩子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能拗过他吗?

孟秀休学后,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上去毫无生气。孟秀妈妈病急乱投医,正好有个亲戚说孩子身上可能有什么,要不要试试做一场法事,她也就同意了。那时候她自己身体也很差,就找了一个给自己祈福的理由,带儿子去拜庙。车开到庙门口二百米处,法师叫儿子进庙里接受仪式,儿子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跳下车,朝着来时的方向猛跑,身旁车辆飞驰。
几个小时后,孟秀妈妈才追上孩子。孩子的情绪骤然爆发,大喊大叫。
那天之后,孟秀和父母没了信任,他把自己卧室的门关上一年多,父母说什么再也不理。
儿子生病的第五个月,孟秀妈妈也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医生建议她住院。她拿了药,却没住院。丈夫一直不肯接受儿子生病,她无论如何也不放心把儿子留给丈夫照顾。每天,孟秀妈妈回家做好晚饭,端到客厅,又躲到自己的房间,不多时,孟秀悄悄出来,把饭端回自己房间,客厅里永远一片寂静。
此前,在单位里,孟秀妈妈和几个同事闲聊,提及有个朋友圈里公认的“出息孩子”得了抑郁症,那孩子在香港大学读书。有人叹气,考上那么好的大学有什么用,一辈子废了。更多人附和,是啊这辈子都废了。后来,她的儿子也出现了抑郁症状,孟秀妈妈没和任何同事说,难过的时候,她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拿手机反复往自己脸上砸,用指甲使劲掐自己的胳膊,一道一道。
郭彤妈妈把女儿从学校接回来那天,女儿一下子倒在床上,背对着自己看起了手机。帮女儿关上房门后,郭彤妈妈盯着房间,发现她刚出去,里面的人就开始鼓捣,一会坐起来,一会躺下,不知道在做什么。她一进去女儿又不动弹了。
郭彤妈妈忍不住打开门,质问女儿,你到底有没有病?
郭彤情绪一下子爆发,走到客厅里,开始历数父母从小对自己的伤害,情绪渐渐失控。当天晚上,女儿冲出家门,坐到了楼道里的窗台上,牢牢盯着地面,像在考虑跳不跳下去。把女儿抱回来以后,郭彤妈妈再不敢再提上学的事。
女儿不上学以后,郭彤妈妈这么形容她的感受:“天都塌了”。女儿在家的第一个月,郭彤妈妈一直盯着班级群大小消息,包括哪个孩子被老师提醒穿校服,她都记得。随后,疫情爆发,郭彤妈妈每天按照群里的要求打印讲义、作业,到女儿房间外一板一眼告知网课安排。在她固执的想象里,女儿正像一个普通学生那样在生活。
房间那头始终没有回音。
为了寻求帮助,郭彤妈妈加入了一个由家长组成的线上微信社群,很快成为群主。她发现,群里的近500名家长每天发上千条信息,历数孩子的“不正常”:“孩子不做作业、日夜颠倒、不洗澡、不出门……那他以后怎么办?”没有人能够给出回答。
一个工作日的下午,郭彤妈妈忍不住推开女儿房门看,女儿正在睡觉。她质问女儿为什么不上网课,女儿说自己头痛。她想戳穿女儿,带她穿戴好开车去医院,期待女儿半路上能和自己解释一下。但女儿一句话都不说,最终,她没等来那句解释,也没有真的去医院。最后,调头回家,一路沉默。



· 04 ·



两年多,瑞莎躲在自己的空间里,感觉自己在一个无尽黑暗的地方,身旁是黑暗,明天也是黑暗,她需要紧紧抓住什么理由,让自己活下去,比如,一件洛丽塔风格裙子的尾款还没有付,她告诉自己裙子到货之前不能死。

裙子到货后,她给自己化了妆、染了头发。她说,那一刻的自己是崭新的,这个念头如同一道亮光照进屋子。但在大多数时候,她的情绪只有割伤自己才能释放。她一直极力寻找让自己感觉快乐的事情,写日记、画画、做公众号,这些事情成为她的生活里顷刻熄灭但毕竟存在的微小光芒。
在朋友圈看到同学纷纷晒出入学邀请之后,瑞莎决定一边吃药,一边在父亲的陪同下出国读预科,如果顺利,一年以后就能拿到大学的入学申请。
走出房间,回归所谓的“正常”生活,那究竟是什么样子,瑞莎和父亲都无法预料。离开太久了,她期待,却陌生,也恐惧。某天,瑞莎的父亲听见女儿在电话里让自己赶紧回家。到家以后,他看到家里的碗碟碎了一地,新环境再次带给瑞莎痛苦和压力。看女儿这样,父亲难过,又感到释然,他早已明白女儿这是在释放。
事后,瑞莎爸爸独自去附近的树林里散步,让心情平静下来,回到家里,他只让女儿看到他的笑脸。
作为唯一一个确诊过抑郁症的学生,瑞莎成了全班的焦点。在学校,几乎每个月她都要被叫出教室,去心理咨询室做辅导。她的每一个讯号,比如趴在桌子上几分钟,就会被老师和同学解读为某种危险征兆。为了不被当做一个病人,瑞莎开始学着开朗,健谈,控制流露情绪的低落。在日记里,她把这种感觉描述为“挤在人群之中,被人推着走”。
瑞莎的专业是心理学。预科末尾,有一个长篇论文作业。瑞莎撰写的《在中国,抑郁症病人受到哪些歧视》获得满分。查到分数那一刻,瑞莎感到久违的快乐,可反复通读全文,却越看越觉得自己的文章不够格,自我否定的习惯一时难以抹去。但比起从前,她确信自己已经不一样了。
2020年12月,瑞莎拿到了大学的正式入学邀请。
在交流中,孟秀不时梳理着自己“向前走”的阻碍。在不上学的日子里,他尝试学编程、视频剪辑、日语和绘画,努力想让自己成长得快一些。他说,自己的第一个困难是很久没有回到学校,难免会有不舒适的感受。另一个困难是父亲虽然也照顾着自己,但他至今不能接纳抑郁症。
父亲的脾气并不火爆,通常是把所有怒气压缩成嘲讽。可在孟秀的记忆里,父亲总是会重复一个观点:自己同事天天打孩子,那个孩子都没出现问题,那么孟秀为什么就会出现问题呢?孟秀告诉他,自己和同事家的小孩不一样,每个家庭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每次说到这一点,父亲总是试图终止话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孟秀学着不再关注父亲的反应。这个孩子决定再一次改变自己,试着去接纳这样的父亲,接纳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接纳他的事实。
只有这样想,他才能说服自己平静。
在所有家庭里,孩子的抑郁症,也是父母的一课。有些父母在漫长的挣扎中“毕业”了,懂得了医学意义的“抑郁症”是怎样的状态,以及,如何和这样的孩子相处。也有些父母一直徘徊在里面。
在收拾女儿的房间时,迪卡妈妈发现女儿在一本名为《活下去的理由》的书中做了大量标注。女儿划选上了和作者共有的症状,在作者列举出的书单和音乐下方,她也一一注明自己的的兴奋,似乎每一次被书中的观点吸引,都给了自己希望。那时,迪卡已经就读于一所环境相对宽松的私立学校。母亲本以为自己全部懂得了孩子,但在那一刻,她发现女儿在病中走过的路远比自己想象中艰难。
同样,隔着校门口的伸缩门,郭彤妈妈也看到了女儿的另一面。从开学第一天起,郭彤每天给母亲打电话至少一次,每次至少一小时。对郭彤来说,这所国际高中充满挑战,她时常失去信心,隔着听筒流泪。
有一次,学校保安破例打开校门,郭彤冲进母亲怀里。还有一次,郭彤一定要请父母吃午饭,转身去食堂打包外卖。郭彤妈妈从人群里看到,女儿的肩膀上似乎同时绑着几件外套,这是流行的穿法,但又显得潦草。女儿刚刚走出食堂门口,四处张望着。郭彤妈妈一阵心酸,之前觉得女儿在家里总和自己作对,此刻才意识到她也一直在被迫成长。女儿走后,她和丈夫舍不得浪费心意,在学校对面的公交车站寻了一块空地,坐下来把饭吃了。
过了两个月,郭彤每隔几星期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她不再为疾病烦恼,融入了同龄人的世界。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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